像有只手伸进她胸腔里，狠狠捏住了什么。
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不能再在晚餐时看到他坐在长桌的另一端，刀叉轻轻碰着盘子。不能再在书房里听他教她德语，皱着眉头说“不对，重来”。
不能和他一起过圣诞节，看他板着脸往她手里塞礼物，不能和他一起去滑雪，看他站在漫天风雪里背她，呼吸凝成了白雾，不能……
眼泪来得猝不及防，顺着脸颊滚落，大颗大颗的，砸在露台的石栏杆上，栏杆太凉，有的不多会儿就结成了冰。
周瀛初没有出声安慰，只是静静立在一旁，耐心等待她的情绪一点点平息。
过了很久，他才轻声说：“哭出来也好。但哭过之后，要学着长大。长大，意味着你必须在现实里，选择失去一些东西。”
他转过身，目光落在她攥紧的双手上。那只手很小，手指纤细，指尖无意识扣着栏杆，微微泛白。
他是自私的吗？是，他在心里承认。可这一切也都是事实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，都是事实。
他看着她长大。从那个扎着羊角辫、躲在父亲身后不敢看人的小姑娘，到现在这个穿着旗袍、会为一个人流泪的少女。
她叫他“周哥哥”，俞将军把她托付给他照顾，他就要对她负责。
现在国家危机四伏，身为使馆少校武官，他手握着最核心的情报，日本人盘踞东叁省，对中原腹地虎视眈眈，中日之间迟早会有一战，而德国在中日之间，迟早会选择日本。
到时候，她该如何自处？
她的身份本就敏感。日本母亲，中国将军的女儿，两边都不完全属于她。如果再和一个德国军官牵扯不清……
凭什么他看着长大的女孩，就要变成另一个人的？
她需要的是安稳的人生，一个可以在自己的国家、和自己的同胞一起，度过战争风暴的人生。而非在某一天，被迫在两个阵营之间做出选择。
他不能让她走到那一步。
周瀛初轻轻掏出手帕，再一次递到她面前，可这一次，女孩没有去接。
“对不起。”他的声音里裹着真切的愧疚，“我不该说这些，但阿琬，我只是不希望你……受到伤害。”
有些真相注定要面对，而他宁愿做那个揭开伤疤的人。
那天深夜，俞琬独自坐在书桌前。
桌上有一迭信纸，印着淡淡的花纹，她摊开一张，拿起笔来。
她想给他写信。想告诉他周哥哥说的那些话，想问他自己该怎么办。想问他，那些照片里的笑容是真的吗？他效忠的那个政权，真的会和侵略她国家的人站在一起吗？
想问他在意大利好不好，美第奇宫的壁画是否针如传说中那般精美壮丽。想问他，有没有一点点想她，更想告诉他，她很想他。
她不想离开官邸，一点也不想。
舍不得那些晚餐，那些舞步，那些沉默的陪伴。还有他皱着眉头说“不对，重来”的样子，也舍不得，他前些天，把兔子胸针递给她时微微泛红的耳根。
笔尖悬在纸上，颤了又颤，却久久落不下去，这些话说出来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她不知道，只知道每一句，都像要把心揉碎一样艰难。
最后，她写了几句干巴巴的话，又把那铺满了泪痕的信纸揉成一团，扔进废纸篓去。那里，已经躺着好几个一摸一样的纸团了。
她重新抽出一张，这次写得更短，短得像电报那般。
“克莱恩先生：
使馆很热闹，大家都很好，新年快到了，这里很红。
俞琬”
她把信纸细细折好，放进信封，指尖凉冰冰的。克莱恩先生，他会收到吗，会怎么想，会觉得我冷漠吗？还是……根本不在意？她什么答案都没有。
只感觉心底那片刚刚抽枝发芽的小小花园，正在被一寸寸冻结成了冰。
——————
佛罗伦萨，同一天晚上
克莱恩回到酒店房间时，天色已经黑透了。
他没有开灯。月光从高窗倾泻而入，在地板上铺开一层银灰。男人松了松领口，站在窗前，远处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在夜色中若隐若现。
口袋里的电报已经被他取出又放回无数次，边角都有些起毛了。春节究竟是哪一天？
几分钟后，他拨通了另一个号码，一个带着明显困意的声音从那头传来。
“我需要中国大使馆的电话。”
“大使馆？”对方的声音里瞬间染上几分困惑，“中尉，现在是晚上，大使馆应该已经……”
“号码。”
电话那头立刻传来翻找的声音，纸张窸窣，抽屉开合。男人静静听着，将那串数字一字不落地记下来。
嘟嘟嘟——
漫长的等待。
柏林那边，大使馆的接线室应该有人值班，但如果她睡了，如果她不想接……
已经是第七天了。
七天内，他参加了六场军事会议，视察了叁个武器试验场，陪同希姆莱会见了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长、工业部长、还有几个他记不住头衔的军政要员。每一分钟都被填满，日程表上密密麻麻全是安排。
可思绪总在每一个间隙飘远。
开会时，他盯着地图，想的却是她上次站在他书房里，踮着脚想看高处的书。视察时，他听着汇报，耳边却恍惚响起她初学德语时磕磕绊绊的声音“我、我今天去了……去了市场……买了苹果……”
宴会时，满堂衣香鬓影中，他看见的只有她穿着淡蓝色裙子，小心翼翼跟着他舞步的模样。
“Bitte?”一个德语女声打断了他的思绪，应该是大使馆的接线员。
“我是赫尔曼·冯·克莱恩中尉，请接俞琬小姐的房间。”
等待转接的几秒钟像一个世纪那么长，终于，那头传来一声轻轻的：
“……喂？”是她。
克莱恩的喉结微微滚动了一下。
“是我。”他的声音比平时低沉，裹挟着长途电话特有的电流杂音。
电话那端安静了几秒，下一刻，她的声音清醒了几分，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惊讶：“克莱恩先生？这么晚了……您还好吗？”
不是平日里软软的、带着点雀跃的“克莱恩先生”。也不是练德语时结结巴巴的可爱语调，更不是被他逗得脸红时那声细弱的“您又欺负人”。
她的声音很空，像隔着一层什么，站在很远的地方跟他说话，连呼吸也比平时浅。
男人的眉头皱了起来。
“我很好。”他说，目光落在佛罗伦萨朦胧的夜色里，“你那边呢？”
“我……我挺好的。”她回答得太快，快得可疑。